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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論高原高峰話語的早期建構

吳中勝  2019年03月12日10:29  來源:中國社會科學報

高原高峰的話題是個古老的理論話題,至少在公元6世紀前后,以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、鐘嶸《詩品》為代表的中國文論成熟期的文論家們,就已經關注或思考過這些話題。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,中國文學出現過春秋戰國時期、兩漢時期、建安時期、太康時期等文學興盛期,可謂“文學高原”,又有屈原、司馬相如、曹植、謝靈運等文學大家的涌現,可謂“文學高峰”。劉勰、鐘嶸等人的相關思考,對于今天的文學創作,仍有啟示意義。

文學高原高峰的基本特征

劉勰認為:“九代之文,富矣盛矣。其辭令華采,可略而詳也。”“觀夫后漢才林,可參西京;晉世文苑,足儷鄴都;然而魏時話言,必以元封為稱首;宋來美談,亦以建安為口實。”劉勰提到的可稱得上“文學興盛期”的,有春秋戰國時期、兩漢時期、建安時期等,西晉年間雖有建樹,但整體稍次。這幾個時期,有一些共同的文學特征。一是都有各自的獨特文體。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,群雄并起,諸子游說,各呈道術。重在說理的諸子散文和重在敘事的史傳散文并駕齊驅,開啟中國散文敘事說理的兩大傳統。兩漢時期,辭賦獨霸,勸百諷一,鋪張揚厲,成一時風尚。建安時期,五言隆興,慷慨悲歌,磊落使才。二是群才并起,涌現一大批作家。春秋戰國,諸子百家,老莊孔孟,源流有自,儒道墨法兵,各領風騷。兩漢時期的辭賦大家有賈誼、枚乘、司馬相如、班固、張衡等,一撥接一撥地出現,連成兩漢一道文學景觀。建安時期,三曹七子并驅文壇,誠如曹丕所言,是“咸以自騁驥■于千里,仰齊足而并馳”。之后幾個文學興盛期,群體性也很突出,如正始年間有“竹林七賢”,西晉群才,因為相似的審美情趣而成為一個文學群體,尤其是“陸海潘江”。三是不僅出現文學高原,還出現文學的高峰。其中可稱得上文學大家的很多,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。

文學高原的時代成因

劉勰說:“文變染乎世情,興廢系乎時序。”文學高原的形成,要從整個時代尋找原因。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和時代運勢,必然影響這個時代的文學風貌。具體來說,無非是指當時的人文風尚、政治時局等。春秋戰國,諸侯各國想方設法招攬人才,齊國在交通要道開設學館,楚國擴建蘭臺宮。孟子和荀子都以貴賓身份受聘于齊國和楚國。稷下學風、蘭陵良俗影響久遠。縱橫游說的詭異風俗促成了鄒衍、騶奭、屈原、宋玉等辯說文才。漢初,文儒不受重視。到了漢武帝時期,需要文士們來潤色宏業,才筑柏梁臺廣延人才,開舉賢良文學之士。漢宣帝時,承武帝功德,諸文士待詔金馬門,如此盛德之事,吸引了許多才人文士,他們的創作熱情空前,兩漢辭賦之高潮自然形成。唐代陳子昂稱:“漢魏風骨,晉宋莫傳。”李白詩云:“蓬萊文章建安骨,中間小謝又清發。”都視“建安文學”為文學高原。劉勰認為,建安時期文學高原的形成,也與“世情”和“時序”有關。曹魏時期,雖戰亂頻繁,但曹操唯才是舉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學之士投奔曹魏。曹丕也很重視文學事業,稱文學是“經國之大業,不朽之盛事”。明代王世貞曾說:“自三代而后,人主文章之美,無過于漢武帝、魏文帝者。”謝靈運所處劉宋時期也如此,宋文帝劉義隆很欣賞謝靈運的詩書才華。

文學高峰的個人成因

文學高峰的形成,與特定時代的文學氛圍有關,更主要的,是與作家的天資才情、天才創造和特殊人生經歷密切相關,與讀者的知音推賞、評論家的慧眼識珠也有一定關系。劉勰說:“人之稟才,遲速異分,文之制體,大小殊功。”有的作家“思之緩”,有的“思之速”,文思無論快慢,都是建立在廣泛學習的基礎之上。“難易雖殊,并資博練。”這一時期文學高峰話語的主要建構方式,是讀者推賞和品評。明代許學夷說:“(鐘嶸)其言:‘陳思為建安之杰,公干、仲宣為輔;陸機為太康之英,安仁、景陽為輔;謝客為元嘉之雄,顏延年為輔。’乃當時眾論所同,非一人私見也。”可知,稱曹植、陸機、謝靈運為文學高峰,是當時文壇的共同話語。具體來說,主要有以下幾條路徑。

一是神筆與文學高峰的神化。通過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學大家的形象。阮籍的故事就是顯例。《世說新語》里有一則故事講阮籍的才情:“魏朝封晉文王為公,備禮九錫,文王固讓不受。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。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。籍時在袁孝尼家,宿醉扶起,書札為之,無所點定,乃寫付使。時人以為神筆。”通過近乎戲劇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華,《晉書?阮籍傳》就采信了這個故事。

二是美談與文學高峰的大眾化。通過一些佳話美談來使文學高峰形象大眾化,使廣大民眾喜聞樂見。如洛陽紙貴的故事。據史載,左思《三都賦》寫成后“時人未之重”,但之后出現“豪貴之家競相傳寫,洛陽為之紙貴”的局面。究其原因,一是《三都賦》確實寫得好,另外也與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薦密切相關。史載,“張載為注《魏都》,劉逵注《吳》《蜀》”,“陳留衛權又為思作《略解》”,這些注序,多嘉勉之詞。正是眾多名人褒獎推薦,才使得《三都賦》出現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。這個故事,反映出整個社會欣賞水平和審美情趣的提升,形成了喜歡文學、追捧名作的社會氛圍,也加速了文學高峰形象的推廣,促進了文學高峰的生成。

三是品選與文學高峰的層級化。通過品評和選擇,把文學分成三六九等,經過一流評論家的專業評點、比較和擇取,真正確立一流作家的地位。突出的著作,是鐘嶸的《詩品》和蕭統的《文選》。《詩品》共評論122位五言詩人,其中曹植、謝靈運等都位列上品。鐘嶸對曹植給予高度評價:“陳思之于文章也,譬人倫之有周、孔,鱗羽之有龍鳳,音樂之有琴笙,女工之有黼黻。”如果說鐘嶸是通過品詩體現自己的藝術觀點,蕭統則通過選文表達自己的文學觀念。《文選序》說:“雖傳之簡牘,而事異篇章,今之所集,亦所不取。”這里,蕭統有自己的選文標準,以“文為本”,“事出于沉思,義歸乎翰藻”。根據這一標準,入選數目較多的作家當然就是蕭統心目中的高峰作家,像曹植、謝靈運等人的作品就入選較多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論的成熟期,以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、鐘嶸《詩品》為代表的中國文論以“世情”“時序”建構文學高原話語,又通過神筆、美談、品選等路徑建構文學高峰話語。這是中國文論史上較早的文學高原高峰的話語建構。

(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關鍵詞視野下《文心雕龍》與中國文論成熟期的話語建構研究”負責人、贛南師范大學教授)

(責編:孫爽、閆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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